哮喘不能吃什么
在今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一举斩获“下一代观众奖”和“阿尔弗雷德·斯隆长片”两项大奖的悬疑剧情片《网络迷踪》（Searching）成为本届电影节当之无愧的焦点。此片之后在北美上映，初映便MTC评分81、烂番茄新鲜度100%，一度掀起好莱坞各大制片厂竞价大比拼。随着该片同时被热议的，还有Screen life（屏幕生活）电影这种故事讲述方式。
桌面电影挑战公众观影习惯
完全通过电脑屏幕观看电影的想法听起来就像是个噱头，可从2013年的《巢穴》，2014年的《解除好友》，再到今年的《解除好友2：暗网》，以及俄罗斯导演贝克曼贝托夫在柏林电影节的《网诱惊魂》，全片画面呈现的都是主人公所用的笔记本电脑屏幕。随着主人公操作社交软件、视频通话工具、电脑浏览器、搜索引擎、翻译软件等，观众会随着角色在其中发现故事线索，并拼凑成完整的情节。
《网络迷踪》的故事以女儿丢失，父亲焦灼之下开始依靠网络的力量寻找女儿开始。父亲电脑桌面的广角镜头描绘了父亲这个角色设定，让观众对父亲这个人产生了一个近距离的了解和认知，从而对父亲接下来的一系列行为产生了一种感同身受的共情体验。
破解密码、谷歌搜索人名电话、各种社交网站查找线索，种种人肉搜索的实际操作多以父亲的视角主观呈现。整个过程很像是一个解谜游戏，因此具有极强的代入感。当近距离地看到iMessage的聊天记录和Facebook的互动内容，就像是把所有注意力聚焦在父亲的视觉上，让人以父亲的视觉去观看眼前的电脑，某种程度上更是增加了一种窥探之感。
结合了希区柯克式悬疑排布下的推理和线索推进，《网络迷踪》给人最为眼前一亮的点在于身临其境。在正常大小和全画幅之间来回切换的屏幕营造了一种犹如置身现场的真实感。于是，当父亲看到Google Sheet 里的嫌疑人名单时，密集的信息让观众也会像父亲一样感受到紧张、惊心的气氛。而当一些复杂、混乱的文件和线索网络充斥着整个屏幕时，一种时间流逝带来的压迫感扑面而来。
这种通过视频窗口、社交媒体窗口、浏览器窗口等一切屏幕讲述的故事被提莫·贝克曼贝托夫（Timur Bekmambetov）命名为Screen life（屏幕生活），即我们所归纳统称的“桌面电影”。
类似形态的作品还有今年在韩国上映大热一时的恐怖片《昆池岩》。这部伪纪录片风格的作品由手机摄像、电脑屏幕、无人机航拍画面等素材组合而成。影片开篇处模仿手机拍摄的效果，将画幅比例变形为竖屏模式。当这种在电脑和手机小屏上常见的画面格式呈现在大银幕上时，似乎本身便具有挑战公众观影习惯的意味。
没了传统电影多角度切换依然可突出叙事张力
《网络迷踪》的故事从头到尾都是通过电脑的屏幕摄像头呈现，情节推进与信息获取都是观众与电影主人公一起通过网页和视频，而不是实际拍摄的场景或对话。采用如此新颖的方式，拍摄过程中自然是难题不断。
对演员来说，这种表演方式与传统意义上的角色饰演大为不同。主演约翰·赵曾“叫苦不迭”地表示，“其他人都不在片场，更确切地说他们就在你的对面表演，特别像是我一个人面对着绿屏演戏。”“说实话，我不确定我是否能配合这样的拍摄方式，完全是对着镜头/屏幕而不是人脸。”这种既要达到成片之时给观众真实感但实际拍摄却毫无所依的表演方法，无疑是对演员想象力和表演能力的挑战。
对导演来说，拍摄这种Screen life电影的难度则在于这种新型拍摄方式在观感上可能还缺乏一点电影应有的质感。没有了传统电影多角度相互切换，像《解除好友》里单个静态镜头的叙述，会让人感觉在观看电脑屏录，觉得枯燥乏味。于是，为了规避这一点，新人导演阿尼什·查甘蒂巧妙地跨越了多个设备和视角，运用摄像机不停移动与变换等技巧。除此之外，《网络迷踪》在叙事方式上也进行了创新，将故事装进了网路怪相谈的皮囊，又套入了一个希区柯克式的老牌悬疑剧情片的经典内核。
可最让人为之惊讶的是，《网络迷踪》的拍摄周期只有短短13天，但后期的剪辑却经历了漫长的两年。最开始的Screen life拍摄部分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就是将所有操作实时保存在一台计算机上。当叙事在几个屏幕上来回切换移动，就不会再有因停留在同一个电脑设备或同一个社交媒体软件上而感到无趣的情况。
可当把素材整合成电影时，成千上万的难题与阻碍便出现了。如何取舍？如何控制节奏？如何营造氛围？这是在做传统剪辑时经常会犹豫不决的问题。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方法——去相信观众的眼光，用全新的荧屏模式训练观众跟随屏幕间的摄影。于是我们看到，《网络迷踪》的年轻态外表下是突出的叙事张力。
活在屏幕里的人生有望成为未来电影新形式
在Screen life的创新概念之下，《网络迷踪》将电影语言重新解读，又重新创造，实现了一次电影形式的突破。在影片中，镜头即目光，这目光既属于叙事者，又属于窥视者，应用起来与第一视角有所不同——故事有它自己的走向，观众虽然参与其中，但并不是主角，从这个角度看，该做法也算对“沉浸式电影”做了有益拓展，它在确保观众跟随剧情的同时，给予了观众最大限度的自由。所有信息被同时投到眼前，巨细无遗，再用光标和鼠标暗示出走向，从而使得观众可以自行发掘而不再被动接受信息。
如此一来，所有细节都成了彩蛋，埋下的伏笔和线索显得更精巧，在不经意间逐步推进故事发展，刻意性被削弱了许多，第四面墙也自然而然被打破。于是创作者、作品以及观者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观众的代入感被放大，释放窥视欲的满足感也翻了倍，再加上千回百转的剧情，很好地达到了人们的观影预期。
从交互电影到实验电影，从“伪纪录片”热潮到“Screen life”风口，这些全新形态的影像作品已经具备了跨媒介融合的文化意义。在这些作品中，电影更像是记录和传播信息的媒介，文本、图像、声音、言语、符号以特定的秩序拼贴其中，观众的身份不光是信息的接收者还可以是解码者，从而不同程度地介入到叙事活动之中。
也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类似这样的作品恐怕很难成为主流电影形态，而更多地被打上实验或跨界娱乐的标签。但是这些作品的存在至少会提醒从业者，电影从来都不应该只有一种样貌，而是会随着技术和介质的改变不断创造出新的花样。未来的电影，注定将在不同的生态体系中衍生出多样性。
现在备受套路调教的观众总是自觉自发地预测走向，而每当人们以为剧情已经度过高潮滑向结尾，后面总是有个新的反转出现。《网络迷踪》用Screen life做到的就是使得观众们精神高度集中并投入，进入节奏感极强的故事之中，而这对剧本的要求就很高。你需要剧情节拍有张有弛，需要反转精巧不落俗套，如此这样，才能摆脱抖机灵的嫌疑，把火候掐得刚刚好。
《网络迷踪》的成功为后续作品做出了示范：仅仅录制一个屏幕是不足以让这些内容呈现出真正的电影效果的。是以，在保证剧本过硬的同时，在图像的处理和镜头的剪辑方面，通过合理的编排和设计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才是Screen life需要探寻的方向。不管如何，这种类型都有望成为未来电影的新形式，因为人生在哪都有戏，更何况是活在屏幕里的人生。